[23]2008年，《国家赔偿法》修订前夕，再次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换而言之，采用哪一种方式基于实施者的裁量，所有规定的方式属于裁量选项中的一种而已。2、厦门PX事件之后的环境立法状况 上一部分为2007年厦门PX事件发生之时，环境法领域中公众参与制度所达到的状态。
判决的基本立场是严格遵从成文法中文句的文意，强调法条本身是否设定了义务。社会运动所形成的压力，不仅仅表现为启动了公众参与，而且也影响了参与者的产生方式乃至参与者在参与程序中的实际作用，市民也由被邀请的程序加入者而成为为维护自身权益的积极行动者。第Ⅲ象限无论在行为的拘束程度还是在结果的拘束程度方面都是属于最弱的范围。一是公众参与作为制度设置在包括城市建设等有关专项规划和特定建设项目的编制过程之中，但行政机关在前者中是组织实施者，在后者中只是监督者。本文分析的内容，仅限于后一阶段的情况。
因此，尽管并非基于行政机关的自愿，但因压力并不是来源于法定义务，所以在行为的拘束度上应该定位在横轴的左方。本文以典型事件厦门PX事件为标志，整理了该事件前后有关城市环境法律制度中有关公众参与规定的状况和包括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在内的相关案件，并通过以公众参与对行政活动的行为约束程度为横轴和以结果约束程度为纵轴的分析框架，尝试对十年来我国公众参与状况进行法律上的定位，努力将公众参与能融入法学研究的范围寻找可能的路径。[29]参见前注[28]，胡伟文。
[29]当然，我国是否引入公民财政公益诉讼制度还值得进一步研究。2.规范意义上的地方支出自主权 地方财政支出应当首先满足法律与中央政府确立的强制性支出。这是地方财政自主权能够真正科学、规范、良性运转的前提和基础，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义。公法人资格是地方自治或自主单位启动救济机制的法律人格或形式要件，地方自治或自主单位权利属性的构建是地方自治或自主主体权力属性落地生根的根本保障，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然而，由于我国地方财政自主权权利结构的基本缺失，导致地方财政自主权力结构无法与权利结构形成理性互动，进而导致我国地方财政自主权成为一个要素缺位的制度体系：一是地方财政自主权成为地方官员的独角戏，地方居民成为地方财政自主权的看客，地方财政民主机制亟待完善。联邦主义是指：一个同时具有中央和地方决策过程的政府部门，通过它提供相关公共服务水平的选择，基本上根据相关辖区居民（以及其他可能涉及经营活动的人）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决定。
正如有学者所说：由于缺少法律的规范性约束，中央政府在财政权力划分上处于绝对的优势，故而形成了以中央政府的需要为主导进行动态调整的财税体制。法国的市镇、省和大区议会虽然不能决定本地区地方税的计税依据，但是它们有权直接决定本地区地方税的税率，只要不超过议会规定税率的2倍或2.5倍即可。如前所述，单一制国家的中央政府并非不能赋予地方政府一定范围的自治权。为满足地方自治的财政需求，它们也都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税收立法权。
然而，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上的政府是个广义概念，地方官员作为地方知识分子的精英，有求仁精神统领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职责，地方官员往往成为真正的地方财政自主权的执行和操作主体。五是环境保护领域逐步提高污染防治投入占本地区同期GDP总值的比重。必须根据本国国情，在宪法、法律上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权、财力，使其真正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财产责任的能力。然而，如果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就超出了规范与事实背离的正常情况：一是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规范层面与事实层面的全面或绝大多数脱离，无论是收入自主权还是支出自主权都是如此。
（四）中央与地方财政争议协调处理机制的法治化 关于如何构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协调和处理机制，国内学者主要有两种观点。（三）地方财政民主制度的完善 我国《预算法》第13条规定了地方各级人大对预算的审议、监督制度。
在此基础上，要求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序扩大民众参与，实现人民主体地位的地方民主责任制诉求也日渐显现。公民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空间传递、汇集并形成强大的社会权力，进而实现由公民集体权利向公共权力的华丽转身，实现阿伦特所说的协同行动产生权力的制度逻辑。
郑永年提出了中国式的行为联邦制。上述两种模式和机制背后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人民主权原则、分权制衡原则、规范调节原则、名实相符原则。[15]魏光奇：《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98页。[18]笔者认为，实际上，地方官员可以行使的非正式的财政自主权还有很多，以收入来说，各种名目繁多的涉企收费、自愿捐助、政府性基金等，以支出来说，各种非强制性支出以外的政绩性投资、政府本不应承担的或然债务，以及近几年中央政府大力推行的PPP业务、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操作还未实现规范化。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然而，地方财政自主权的终极来源何在，地方财政自主权如何保障，特别是地方政府是否享有对抗中央政府不当干预的权利等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则关注较少。
[5]［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另外，法国的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授权范围内也可以自行决定开征某个税种。
[20]财政联邦主义学说把中国现在的财政分级管理体制与联邦制进行了某种勾连。[17]在既有的规范体系中，地方在组织收入与支出安排等方面，享有程度不一的自主权，它们共同构成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规范内容。
地方政府无论在形式法人资格上，还是在实质财权方面，都不具备独立承担财政责任的制度环境。要促使地方财政自主权制度得以有效运转，必须从权力和权利两个方面构建财政自主权。
笔者相信，伴随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及新一轮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的推进，未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规范与事实的冲突将大大减少，最大限度的规范与事实的融合统一将逐渐成为常态，地方各级政府具备实质公法人的财政条件一定会逐步实现，为最终在宪法、法律上确立地方政府公法人地位提供制度支撑。在实质公法人资格方面，地方政府享有的税收立法权还非常薄弱，目前仅有环境保护税法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这是保障我国地方财政民主的法律规范。两者冲突的根源是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与法律规范的滞后性之间的张力。
三是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应当得到保障并应逐年增长。这些非正式或者非法的财政自主权包括自行组织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权、财政性投资自主权以及公债举借自主权等。
在中央立法确定一定基准税率的基础上，赋予省级政府一定税率调整权和税收减免权，授权省级人民政府自主决定是否开征某项税收。王理万：《行政诉讼与中央地方关系法治化》，《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1期。
按照收入类型划分，可以将其细化为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地方财政自主权的权利属性主要展现其针对中央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不可侵犯性、可救济性。
[27]参见吕华、罗文剑：《参与式预算：财政民主的可行性与限度分析》，《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比如，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虽有国税、省税、县税的划分，而且将省税、县税立法与执行的权力赋予省、县，中央仅享有国税与地方税划分的立法权，并无地方税立法权。【注释】 作者简介：冉富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地方财政自主权利一系列体系性制度的缺失，导致我国地方财政自主权制度建设长期失衡，进而阻碍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的进程。
在现代国家，无论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理想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图景都是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财力、支出责任及转移支付的科学化、规范化及法治化，特别是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权力与财政权利构造的统一、均衡和互动。长久以来，治理从来都是党政精英考虑的问题，人民群众向来仅以服从法规政令为主。
[4]吕世伦主编：《西方现代法学流派（上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2页。二是科学技术领域的经费增长幅度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事实上，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仍然缺乏地方自治的经验，地方民主机制尚不能形成对地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然而，实际上，两者张力的存在和运动属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发展变迁的常态。
